这样，问题在于：什么才是儒家哲学中的活东西？什么又是儒家哲学中的死东西？ 无疑，在孔孟的眼里，儒家哲学中可以说全都是活东西，并没有死东西

所以，所谓衡量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标准本身就包含双重标准。《从诠释学看墨辩研究的逻辑学范式》，《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该文被译成英文，刊载于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2007年第2期）。

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百年争论之所以是非难定，撇开非理性的原因不说，就有一个纯学理原因，就是在基本逻辑观即对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的看法方面存在重大分歧。这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命题，等值于：普通思维发展成熟（即具备三个标志），当且仅当逻辑学产生。［5］巴克拉节 等.逻辑问题讨论集[C].北京：三联书店,1954. ［6］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程仲棠.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 ［8］可以用字母作为变项，也可以用表示次序的语词作为变项，例如，斯多葛派就用序数词第一、第二、第三作为命题变项，严复在《穆勒名学》的翻译中则用天干甲、乙、丙作为概念变项，这些语词已改变了原义，而被赋予新义，即表示任意的命题或普遍概念，具有形式语言的性质。[12]（P78）罗素说得对，基于逻辑的形而上学包含了逻辑思想，但不属于逻辑学。不过，只是表面文章，问题在于作者不了解传统逻辑的思维形式是用变项代替思维形态中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的结果，所以全文没有一句提及变项，不含变项的所谓概念形式、命题形式、推理形式、论证形式，全部是空话。

百家争鸣的局面，早在柏拉图之前已经由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等哲学家奠定。真理还是谎言，不取决于重复的次数。——退一步说，即使在动物也本能地知道要挑好马铃薯吃，那么对吃破烂马铃薯的爱尔兰人的严厉批判，也当然自在情理之中。

庄子把它叫做丧己于物(《庄子·缮性》)，马克思则称之为工人被贬低为机器。在今天看来，尽管一个无比高尚，而另一个十分险恶，但由于在逻辑上都走向了极端，所以，在现实中总是难免要全面失败的。墨子的核心思想可以表述为：只有首先创造出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这个人类生存的底线要求。此外，在老子的不贵难得之货(《老子·三章》)与墨家对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墨子·耕柱》)的贬斥、在老子反对求生之厚(《老子·七十五章》)与墨家的去其无用之费(《墨子·节用》)、在老子的天地不仁(《老子·五章》)与墨子的天下兼相爱(《墨子·兼爱》)理想、在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老子·三章》)与墨子的列德而尚贤(《墨子·尚贤》)主张之间，也有不少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它们也是需要细读才能真正把握的。

而儒家讲的礼乐制度等学习在墨子看来都是一文不值、应予完全废弃的虚文。苟情说之为乐，若者必灭。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如墨子提出尚贤要不党父兄(《墨子·尚贤》)，韩非子也把父兄关系看做是八奸之一，尽管表面上都反对任用亲戚与父兄，但两人的目的却不一样。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代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作护符之用了。荀子非常动情地说这就是儒、墨的根本区别：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

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文化传承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明显差异，所以，两人的思想往往是同中有异、异中又有同，把两人放在一起考察，是很有意思与意味的。墨子由于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的原因，属于儒家阵营中的反戈一击者，因而更晓得儒家的弱点，所以专拣儒家的要害处攻击，如《淮南子·要略》所谓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在这种思想斗争中，他的政治野心暴露无遗。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

而墨子本人更是一个有点走极端的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先质而后文，所谓的食必常饱，然后求美。⑤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1－72页。

总之，一种精神境界很高的人，一旦被迫与完全丧失了任何精神需要的人碰到一起，像这样的话语与价值两方面的冲突，是想避免也无法避免的。这些说法太极端了，以至于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老子的回归自然与卢梭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后者看来，回归自然就是从巴黎那种不健康的城市生活回到乡村，而不是老子的蛮荒时代。

二是为了收买人心，为政治斗争中的东山再起积蓄物质财富、政治资本，甚至仅仅是一种形象工程。《韩非子·显学》的说法则是孔、墨俱道尧舜。龚自珍的一箫一剑平生意，讲的都是这个意思按照一般的逻辑，财富的获得不外乎两种手段：一是通过辛勤劳动从大自然中获得。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而舜禅天下于禹，禹作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于是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韩非子·十过》)。

而儒家讲的礼乐制度等学习在墨子看来都是一文不值、应予完全废弃的虚文。他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交相利，即利是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条纽带。

为名者必让，让斯贱(《列子·杨朱篇》)。种蒺藜者得刺，一般人之所以觉得孟子骂杨朱骂得有理，原因就在于此。

(《幽梦影》)然而由于利剑不在掌或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原因，他们往往只能通过诗可以怨的方式去排遣内心的政治苦闷。如荀子虽然把墨家思想贬称为役夫之道，但也坦承墨术成行，则天下尚俭(《荀子·富国》)。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用它做什么才好，在庄子与墨子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回答。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荀子·富国》)。但在一生勤劳、兢兢业业的儒者来说，实在没有工夫与杨朱一类的游手好闲者斗嘴皮，这也许就是我们无法看到墨家回应杨朱的原因吧。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墨子·兼爱中》)，那么，在韩非子则纯是由于像爱这种软心柔肠，会直接妨碍一个君主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作出明智的判断与选择。

发生这种深层会通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意识到君主的意识与行为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所不同的只是他们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与技术手段。按照墨子的本义，当然是劳动生产最重要。

其次，在维护这一套礼乐制度的运行中又耗费掉了原本就相对不足的物质财富，它们使本就比较紧张的物质生活资料变得更加不足。此外，他的一个最令人称道的举措是，民有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类似这样的思想史材料，就很难说它到底是墨家的非攻，还是农家的重农，这也是《齐民要术》特别推崇龚遂的原因。

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众所周知，墨家的理想人物是大禹，他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特征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谓的腓无胈，胫无毛，译为现代汉语即腿肚子上没有肉，小腿上没有毛。

在《国语·齐语》中有一条美金铸造军事武器、而恶金制造农业生产工具的记载，它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是军事工具重要，还是农业生产工具重要？对此，学派不同，答案当然也会完全不同。如果说墨家讲的是关于农业文明如何生存与发展的政治哲学，属于上，那么，主要意图在于为普通百姓提供一种具体的农业生产知识的农家，则显然就是下。民以食为天，它的意思可以阐释为无论个人还是种族，吃饭是他们生存最高的本质、规律，或者说是道。引申说来，一个是天下为公、为了公众利益而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另一个是一毛不拔、只顾自己口腹享受的利己主义者。

甚至可以说，如果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统治者对一己之私欲塞其兑，闭其门(《老子·五十六章》)，把他的个体欲望降到最低的限度，另一方面，又能像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的大禹那样形劳天下(《庄子·天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大众谋福利，那离一个真正理想的社会就相去不远了。如果说，礼作为一种政治法律伦理规范是硬的，那么，儒家还提出有所谓的乐则是软的。

虽然可以说庄子的看法未免有片面性，但由于在这种片面的深刻中揭示出异化生产与自由生产的根本性冲突，因而他所提供的恰是墨家哲学在逻辑上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提供的、也无法替代的一种知识谱系。但由于彼二凶者，生有纵欲之欢，用今天话说就是潇洒走一回，该享受的都已享受到了，因而比苦以至终的儒家圣人，当然更可以做到死而无憾了。

而接下来如何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才是农书作者要讲给农民兄弟的。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等感喟时，内心深处总是会扬起一种莫名的潮汐的原因吧。